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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期，虽然国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从总体上看，政治形势渐趋稳定，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发展，人民生活日趋安定，已呈现出一派“国富物阜”的繁荣景象，因而这段时期被称为“康乾盛世”，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辉煌显赫的第四个黄金时代。
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，康熙、乾隆对政权机构的某些坏节和职能作了相应调整。如为削弱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，康熙将南书房变成起草、发布诏令之所。雍正即位后，对诸王的权势又作了进一步的限制，设立军机处，收回了他们的军权。剥夺了诸王干政的权力，也就集中权力，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。又设立理藩院，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。把地方划分为省、道、府、县四级，建立保甲制，增强对百姓的控制。对官员加强监督管理，规定对天下文武官员进行定期考察。对京官的考察叫“京察”，对外官的考察叫“大计”。三品以上的官员向皇帝自陈，四品以下的部院司员由吏部、都察院长官考核，大学士同察。清廷八旗兵分别驻守于京城及各省城镇要地，绿营兵配合驻防，二者穿插交错，形成军事控制网。康熙、雍正两朝还屡次增删律令，雍正五年公布了《大清律》。在思想文化方面，也有许多措施，加强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。
为发展社会经济，康乾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促进生产的措施。康熙八年(1669年)，清政府下令停止圈地，还土于民，实行“更名田”，把一部分明代藩王所占据的田地还给原来的种田人，永为世业，又大力奖励垦荒。到康熙中期，已“无尺寸之荒芜”。还实行“摊丁入亩”的办法，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。康熙五十一年(1712年)，清统治者宣布以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征税，以后不再多征。到雍正时，把康熙五十一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，从而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沿用几千年的人头税。康熙时，又逐步将匠银摊入田赋，废除了匠籍制度，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为维护国家统一，康熙两次亲自率兵征讨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。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，中俄签订了《尼布楚条约》，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的领土。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部，乾隆又派兵平定了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的叛乱，巩固了清政府对天山北路的统治。1681年，康熙平定了“三藩”之乱，1683年收复了台湾。1757年，乾隆粉碎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；1792年，又击败了在英国殖民者唆使下的尼泊尔封建主对西藏的侵略。至此，我国的疆域基本稳定下来，北至恰克图，南至海南岛、南沙群岛，西至葱岭，东到外兴安岭、库页岛。全国内地除18个省外，还有直属中央的顺天府和东北的盛京地区，新疆，西藏，内、外蒙古等也都属清廷管辖，纳入版图，四周还有一些依附的属国。大清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幅员广阔、国势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国家，赫然屹立在东方大地。
康乾统治时期，文治武功，盛极一时，清王朝的发展到了最高峰。尤其在乾隆年间，社会经济达到清建立以来的顶峰。全国人口超过2亿，耕地面积达到741万余顷。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江南、湖北、四川的膏腴地区，一般可达亩产2~3石，某些高产地区，如湖广地区，多则每亩可收获五六石或六七石，有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之美称。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，尤以丝织、棉纺织业最为突出。松江织布、湖州缫丝“衣被天下”，甚至行销到海外许多国家。全国大小城市和集镇也繁荣起来，出现了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、以雇佣劳动为主要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。苏州、杭州、南京的丝织业，松江的织布业，景德镇的制瓷业，广东佛山镇的铸铁业，举世闻名。
康熙、雍正时期，清政府组织一批人力，编纂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约1万卷，内分历象、方舆、明伦、博物、理学、经济6篇。它是继《永乐大典》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。从乾隆三十八年到乾隆四十七年，清政府又选派纪昀等160余人编辑《四库全书》。《四库全书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大类，各类又分许多子目录，共收书3461种、79309卷，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。
1796年，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宣布退位。是年正月初五，乾隆在宁寿宫和皇极殿大摆筵席，举行“千叟宴”，庆祝自己60年来的“文治武功”。5900多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应邀参加，他们欢聚一堂，同饮殿庭，共颂皇恩。85岁高龄的乾隆神采焕发，精神抖擞，亲自到各席祝酒助兴，金杯玉碟、山珍海味。“千叟宴”上，一阵阵传来“太上皇万寿无疆”的齐呼声。这是康乾盛世的缩影。